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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见的，刘馨对高务实的这个战略规划性意见表示了质疑。她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思索着道：“为什么拿下孟加拉和取得在南亚次大陆的港口要分步走呢？我认为这两件事并不会互相干涉，完全可以同时进行，而且从时间节点上来看，现在就开始针对港口做提前布局也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这几年来高务实能够得到的反对意见无论从朝堂上还是京华体系之内，都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并不代表他就习惯了独断专行。

前世养成的思维犹如一枚钢印，在他的潜意识中刻印得很深，他深知自己远非完人，一定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所以在任何场合他都不会用一种“你懂什么”的蛮横去对待不同意见。

恰恰相反，正因为他现在能得到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少，使得他更加慎重，一旦有反对意见出现，他会十分认真的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漏算了什么。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湖涂。”

高务实对自己有明确的认识，他并不是天才，其所强于当朝诸公的，无非是几百年的历史洞见与无数先辈证明过的一些原则，如‘二分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所以他越是功勋卓着就越是提醒自己：不要自负，不要自满，不是你高务实多牛逼，你只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不要让自己从巨人的肩上摔下去！

诸葛亮何等大才，以蜀国一州之地打得曹魏派出司马懿也只能被动防御，但他为人做事却偏偏最是谨慎。甚至就连让马谡守街亭，那原本也是极其简单的任务，每一步该怎么做，诸葛亮都明确告知过马谡，可鬼知道马谡这厮自作聪明，生生把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立功机会浪到天涯海角去了？

正是因为历史上已经有过这种前车之鉴，所以高务实的各种战略布局往往是一力求稳，务求杜绝激进。

他的这种思维倒也不是凭空得来，甚至可以说还是有理论依据的，即《孙子兵法·形篇》中所言：“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

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叫善战？就是先让我自己处于不败之地，然后等敌人露出破绽，我再击破敌人的破绽，于是就战胜了。

不败的关键在于自己不露破绽，战胜的关键却要看对方是否露出破绽。因此，所谓善战，其实主要在于能做到自己不露破绽，而不在于保证敌人一定露出破绽——你怎么知道对方就不是高手呢？

孙子在这段兵法中讲述的道理，其实高务实前世就很熟悉，而且中国人恐怕人人都听过：底线思维。

你不能指望敌人做什么都按照你的预料或者期盼来，那么你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坚持做好自己的事。

这就好比九阳神功的大成的张无忌，任你灭绝师太打我一掌、两掌、三掌，那又如何？我内力深厚，可以源源不断的自我修复，因此九阳神功的特性便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放在国家层面来说，九阳神功其实就是为大国专门定制的克敌制胜之法：我只要能做好我自己，任你再怎么强横，再怎么剑走偏锋，我都扛得住，而最终则一定能耗死你。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也不难领悟，甚至不需要太过高深的战略思维，只要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即可。

明末的时候，从熊廷弼到孙承宗，他们的战略其实都是“九阳神功”：靠着大明的国力碾压后金，不求一击必杀，但求日拱一卒，因为时间是站在大明一边的。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大明的综合国力虽然远比后金强大，但大明的结构性问题太过于严重，以至于综合效率低到不忍直视。因此一旦内部稍微出点问题，就会在前线一隅被敌人寻得破绽，犯了孙子所谓“不可胜在己”这一条里的大忌。

也正因为如此，高务实一直以来都把内部改革当成头等大事，倾注的心力远超过对外作战。在他看来，作战有什么好操心的？运起九阳神功，直接拿内力碾压就完事了。什么时候见过他高务实兵行险着，非要用三千精兵大破敌军十万八万？几乎都是大军压上去碾平。

什么，你嫌我这仗打得不够精彩？你精彩，你精彩也拿这么一支甲坚兵利的大军出来和我打啊，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而我拿得出来，这就是我的本事！

什么叫大国？大国就是老子不需要和你玩那么多的战术，老子就一路平推，这一路上哪个方面都是主力，你哪一支都打不过！这就叫一力降十会，这就叫大国！

但是，这种打法虽然战时看起来不讲究，但讲究的工夫全在战前，也就是在战前已经达成全面碾压的态势。

具体到对待莫卧儿帝国，高务实之前的战略就是等阿克巴死后莫卧儿内部矛盾激化，同时其军事扩张的动能也已耗尽，然后突然出重兵，顺着恒河流域一路逆推，强行击败其主力——这是兵法的“以正合”。

然后另派海军一路，带上精锐的陆战队绕过印度半岛在印度西海岸登陆，由古吉拉特地区登陆，往东北直插德里、阿格拉等莫卧儿帝国统治核心。此时莫卧儿帝国大军云集东部前线，而且可能已经大败，又闻后路被抄，必然全盘崩溃——这是兵法的“以奇胜”。

莫卧儿帝国作为一个外来军事集团建立的政权，统治合法性几乎完全来源于其军事暴力，所以一旦这种暴力被京华强势摧毁，那么其统治根基也就瞬间瓦解。

届时，高务实便可以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来快速填补莫卧儿帝国崩塌之后的权力真空——在这一点上，高务实有完全的自信。

不过问题是，由于京华在南疆、南洋等地的扩张过于顺利，也由于扩张带来的收益远超预计，以至于京华内部的南疆集团产生了一种内生的扩张动能，并且现在已经难以压制，使得高务实被迫同意暂时释放一些这种扩张动能。

于是，他脑子里原先早已规划得差不多的计划只能临时加以修正，而一个大计划临时修正显然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京华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一旦有蠢蠢欲动之势，它周边的各种小势力就一定会坐不住，肯定会主动寻求……合作或者对抗。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阿萨姆为代表的这些小势力选择了合作。这一点可能要归功于大明甚至整个中国历代王朝的某些农耕文明特性——对扩张的自我限制。

虽然这种自我限制本身是源于对“统治成本”的正确认知，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农耕文明，既无力也无必要无限扩张，以免超过自己的统治能力，使得统治成本飞速增长到入不敷出的地步。

但是，中国自己知道不代表周边那些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部落也知道。他们大多并不清楚中国历代王朝对他们的领土为何并无兴趣，只能归结于中国人骄傲自负，是瞧不起他们那些穷乡僻壤，也无所谓他们产出的那三瓜两枣。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思想现在产生了正面效果。无论阿萨姆还是孟加拉的反抗者们，甚至可能还包括那位萨利姆王子，他们似乎都不认为引入京华这支援军会导致引狼入室。